做人做事刍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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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在人群里站着，根本不起眼，及至他喝了一些白酒，话如泉涌的时候，我才注意到他，这是一个偏瘦的男子，脸色受了酒精的熏染，暗暗泛红，眼睛在镜片下直视着说话的对方，真诚而执着。他说话很少用肢体语言，这给予我一个强烈的感觉：一个做事干练果断的人。 [url=*blog.voc.*.cn/sp1/limao/214209384005/1191677863084_384005.jpg] 常言说，做人是做事的基础，什么德行的人，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。把“人”做好了，才能把事做好；也有人说做人与做事是两码事，如外表柔弱、和风细雨的人，做起事来可能雷厉风行、有板有眼；说得口若悬河、滔滔不绝的人可能一事无成，因此做人归做人，与做事毫无关系。其实不然，做事与做人因果相通，环环相扣。做人必须先会做事。人的各种素质、本性、潜能、成就、梦想，唯有在做事中才能形成、激发、发挥、取得、实现。“不积硅步，无以致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”尽力做好每件事，累积起来就是人们眼中的好人——于我，这是“做人”之要义。 曾读鲁迅先生著文《世故三味》，以其复杂阅历和处世智慧，70多年前就发出感叹：“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，说一个人‘不通世故 ’，固然不是好话，但说他‘深于世故’也不是好话。”可见做人之难。其之所以难，说穿了是掌握分寸难，这些东西没有一套现成的标准可供参考。有些事做了，有些话说了，就是不会做人，但有时不做、不说，也是不会做人。这是中国“做人”之奥妙，其道理近乎玄学，令人捉摸一辈子也达不到“三味”境界。 王选教授谈到日本、美国、中国三国的做人做事方式，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，说日本人做人处世如“下围棋”，美国人如“打桥牌”，而中国人如“打麻将”。围棋虽发源于中国而盛行于日本，下围棋总是从全局出发，为了整体的利益和最终的胜利可以自觉牺牲局部的某些棋子；打桥牌注重的是与对方紧密合作形成联盟竞争，这也是美国人的做人准则；而中国的麻将，打起来则是孤军作战，“看住上家，防住下家，自己和不了，也不让别人和。”反映在现实的为人处事之中就是“自己出不了成绩，也不让别人出。”这大概也就是由来已久的，所谓“一个中国人是条龙，三个中国人是条虫”的真正根源吧。 每当我听到人们谈论老外的人际关系如何简单、轻松，可以不必被人动辄教诲不会“做人”，反而可以将绝大多时间精力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时，我就非常羡慕而缄默。中国人是讲究“做人”的，有因“做人”而成为显贵的，绝没有因“做事”会发达的。爱迪生搞发明忘记吃饭，诺贝尔搞试验终身不娶，爱因斯坦沉思于相对论之中而忘记婚礼大概都不能叫“做人”了，最多只能叫“做事”。但我想：这大概也正是中国与富强的距离，与现代化的距离，与诺贝尔奖的距离所在吧。 学会做人，学会做事。这是我们自始至终接受的教育。做人无疑是第一要紧的事，盖不会“做人”，就不会“做事”成为处世宝典，则不足为奇了。这也就是我们对总是随处可见国土上上演的一幕幕“数字出官，官出数字”的人间喜剧，也可以得知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，而无动于衷的内在实质罢。国人要做点事的代价也实在大，常常要拿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精力及聪明才智用来“做人”，连孔子也只敢说自己七十岁时才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了，也就是学会了“做人”，这着实太辛苦！所以，什么时候，我们不再把“做人”当作一门学问而津津乐道，而是将“做事”当作评价人的标准，那么，我相信，中国就不再会有“做人难”的呼声，那时，“做人”反倒是件易事。 但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太会“做人”的人。审计官被原单位的领导鼎力保举调任省研究所工作。殊不知举贤之后有“做人做事”之因果。我的有关做人做事的反刍乱弹一通子后，审计官以手指说话：“很多人都这么说，但我有时忍不住。江山易改，禀性难移。我原单位有个人连续十年不上一天班，工资照拿。他是原财政局长的公子。局长有二个儿子，一个在财政，一个在审计，都是不上一天班，几年来自己开公司，赚大钱，但还照拿单位工资。这种情况，财政拨款单位几乎占了30%，国家曾经清理整顿过，但涉及面太广，无法处理到位。我在外地审计时也碰到这种情况，全国应该是个通病。” “如果他们开的公司正常纳税，或许还安置下岗富余人员，正所谓完全符合“做人做事”情理，是否可以不予追究呢？从红顶商人，到八旗子弟，再而官倒及至堂皇经商，渐渐都在变，这或许还要跟一时的社会形态联系起来看？”我问。 “两码事，换言之，两个概念。国家工作人员不能与纳税人比较。党章和公务员法都有规定，严禁国家工作人员经商。严禁编外人员拿财政工资，严禁用财政专项资金发放工资和福利。去年我曾抽调参与上海社保案的调查，就是具有这样典型特征的一个案例。当然，还有其他，不便与说。” 夜晚，有风徐来，已是天凉好个秋的时节了。我站在阳台上，仰望天空，随着和谐社会创建的渐入，人们对“做人”、“做事”的思量和包容都在扩展，仿佛星际寥空。  [/url] 李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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